华夏民族竹笛的文化内涵

竹笛，在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中，已被古人寄予了治国安邦的神圣愿望，竹笛的文字理解与《乐记》中所表达的音乐思想似乎一致。《风俗通》：“笛，涤也。所以涤邪秽，纳之雅正也。长尺四寸，七孔。”《乐书》：“笛之涤也，可以涤荡邪气出扬正声，七孔，下调，汉部用之。盖古之造笛，剪云梦之霜筠，法龙吟之异韵，所以涤荡邪气，出扬正声者也，其制可谓善矣。”而在我国西汉成帝时戴圣所辑《礼记》中的《乐记》中，均认为音乐是社会教育的工具，强调“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并竭力提倡“雅颂之声”，竭力反对“郑卫乙音”。《论语·子罕》：“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荀子·乐论》：“故人不能无乐……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可见笛的“涤荡邪气”或“涤邪秽”内涵，与《乐记》的思想和中国古代宫廷雅乐的功能殊途同归。因此，在中国古代，笛的存在、笛的演奏与应用，在宫廷雅乐乐种中，均有明显而突出的位置。
但是，历代朝廷所谓“乐与政通”的雅乐和所谓“乱世之音”的俗乐，均表现出音乐社会功能的两个方面，即音乐的教育作用和音乐的娱乐作用。笛在这两种似乎相互对立的乐种中和音乐社会功能的两个极端中，或在“雅俗共赏”的高明作品里均起到中介和协调的作用。笛忠实地履行着它的职责一一表现多种音乐形式的艺术内涵并实现这些音乐的社会功能。琴曲《梅花三弄》古代解释为出自晋代桓伊的笛曲。今天我们丛《梅花三弄》的琴曲弦韵中，均能体察到早年笛奏《梅花三弄》的艺术神韵。在晋代，这种神韵是靠笛来实现的。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笛（篪），虽然我们无法再听到它的真实演奏，但它与编钟、编磬和其它百余种乐器一起出土的阵容和气势，也使我们能想象得出笛在当时的宫廷乐队家族中的地位和功能。在唐代，唐玄宗曾在上阳宫按笛新创乐曲。次日正值正月十五，唐玄宗“潜游灯下，忽闻酒楼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骇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诘验之，自云某其夕窃于天津桥玩月，闻官中度曲，遂于桥柱上插谱记之，臣即长安少年善笛者李谟也，玄宗异而遣之。”（《元氏长庆集》卷二十四）。以后李谟供奉朝廷，深受玄宗赏识，“尝独召李谟吹笛逐其（指许和子）歌，曲终管裂，其妙如此。”（《乐府杂录》）。唐代李谟吹笛艺术传奇记载以及“无奈李谟偷曲谱，酒楼吹笛是新声”（张诂《李谟笛》）的诗句，均说明了笛演奏在宫廷或民间音乐生活中的不可缺少和在音乐表现中的重要性。